鲁迅为什么和胡适决裂？

1. 鲁迅为什么和胡适决裂？

从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与他敌对的人的态度上，可以看出这个人的胸怀。
                                          
 胡适与鲁迅曾经是一对好友，但因为“师大风潮”一事，鲁迅斩断了与胡适的情谊，至死不相往来。即使小鲁迅十岁的胡适主动写信给鲁迅，表示要“重修旧好”，但鲁迅却连信也未回。
  
 后来，“无计可施”的胡适给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写信，希望通过周作人与鲁迅握手言和，但鲁迅同样置若罔闻。
  
 在鲁迅生命的最后十年时间里，胡适的所有示好都未得到鲁迅回应，反而时时被鲁迅痛骂。但是胡适从未还口，却在许多时候力挺鲁迅，包括鲁迅死后，胡适主动担任鲁迅治丧委员会委员，后来还协助许广平出版《鲁迅全集》。
                                          
 其实，鲁迅与胡适的“交恶”，起因就是当年许广平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因为驱逐校长杨荫榆，鲁迅与胡适这对当时还是“如胶似漆”的好友意见迥然不同。
  
 鲁迅认为这次行动完全正确，公开撰文痛骂杨荫榆以及所有支持杨荫榆的官员文人；但胡适的态度截然相反，他认为学校作为教学机关，应该与党、政分开。由此二人意见相反，鲁迅开始对胡适发表文章进行批评，但胡适从未发声，而且从不说鲁迅半点不是。
  
 不说这两位文坛泰斗孰是孰非，但从中可以看出胡适实为君子。
                                          
 但我们不能说鲁迅是小人。
  
 后来从史料中得知，杨荫榆竟然是钱钟书的某位亲戚，但鲁迅大骂杨荫榆，钱钟书夫妇缄口无语，从未“挺身而出”为杨荫榆而说鲁迅不是。
  
 人生苦短，把所有不快装进自己内心，然后嫣然一笑，也许才是最好的结果。

2. 鲁迅和胡适

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鲁迅选择了红色，选择了适应时代要求的意识形态，所以他能被ZF推崇至今；胡适是一代文豪，学者，还是我老乡，但是，他选择的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所以他被ZF所排斥。
近年来随着ZF意识形态控制方面的放松，公民意识的崛起，思想的解放，胡适在学术上的成就，逐渐为大陆所接受。其实之前也接受的。比如说白话文，胡适居功至伟。否则，我们现在还在之乎者也呢。。。。。

3. 胡适和鲁迅有什么区别？

主要区别是，人物简历不同、职业不同、主要成就不同、代表作品不同，具体如下：
一、人物简历不同
1、胡适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男，曾用名嗣穈，字希疆，学名洪骍，后改名适，字适之。 安徽绩溪人，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

2、鲁迅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字豫才，浙江绍兴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二、职业不同
1、胡适
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
2、鲁迅
公务员、教师、作家。
三、主要成就不同
1、胡适
新文化运动领袖，开创中国哲学史，研究创办新青年，提倡白话文。
2、鲁迅
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中国翻译文学的开拓者、中国现代思想解放先驱、中国新兴版画运动的伟大导师 。
四、代表作品不同
1、胡适
代表作品：《胡适论学近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尝试集》、《白话文学史》、《说儒》。
2、鲁迅
代表作品：《呐喊》《彷徨》《朝花夕拾》《野草》《华盖集》《中国小说史略》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胡适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鲁迅

4. 胡适与鲁迅怎么样

五四时期灿若繁星的中国知识分子中，胡适和鲁迅是最耀眼的两颗星。这两位学人共同开辟了新文化运动的战场，可是在打完最初的战斗之后就分道扬镳，在为文和为人两方面都走上不同的道路，展现出完全不同的风格。这两位五四学人代表了中国乃至全世界知识分子中的两种典型，因此对他们的比较成为一个有趣的课题。邵建先生的著作《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以下简称《胡适与鲁迅》）就是针对这个课题的研究成果。 《胡适与鲁迅》梳理了胡鲁两人大量的著作、文章、书信、访谈、生平事迹等材料，从中分析两个人的相同与不同。两人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都是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这是人所共知的，所以分析的重点当然在不同点。两个人的差别涵盖很多方面：处世态度，胡力求宽容，鲁“一个都不宽恕”；写作风格，胡平实温和、坚持理性，鲁尖锐犀利、不惜讽刺挖苦甚至以骂入文；关注的领域，胡从思想文化转向政治，鲁则坚守文化和国民性；思想资源，胡坚持英美自由主义，鲁则从进化论转向苏俄共产主义；社会改造方案，胡主张改良，鲁主张革命；等等。两个同时代的思想家，具有如此之多的不同点，固然是文化学术界的常态，但深层次的原因也值得我们思考。 笔者认为，从邵建先生书中整理的材料来看，胡适和鲁迅如此之多的不同，归根结底在于对一个重要问题的态度：是否认同价值多元化。胡适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毫无疑问他肯定价值多元——并非每个问题都有唯一的正确答案，可以同时存在多个价值或目标，它们都是值得追求的。所以，胡适对待论敌的态度是宽容和温和的，受到别人的攻击常常并不还击，因为他认为没有人有把握掌握唯一的真理。而鲁迅，从他的文章和言行来看有一元化的倾向。他倾向于毫不妥协地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所以在论战中不惜使用各种攻击性的言辞，不依不饶，直到分出胜负为止。这是不同的文化性格，也是不同的道德观和政治哲学。价值多元化与一元化之间的分歧，是每个人和每个社会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与这种分歧对应的，是更加深刻的不同——精神气质的不同。胡适所代表的，是严谨的、从现实出发的传统。他的政治主张是建立宪政、完善制度，这是从人性不完美的现实出发的。人性的不完美、也不可能完美，也是他从思想文化转而关注政治制度的原因。他的社会改造方案是改良、反对革命，因为他不相信用暴力手段能够争取到正常的社会秩序。他认为没有人能确保自己的观念是真理，因此主张各种观念公平竞争，所以他对论敌的态度是尊重和宽容。各种观念公平竞争，正是价值多元化的内涵。胡适的种种作风，都显示出“现实派”的气质。 反观鲁迅，则处处透着“浪漫派”的、理想主义的气息。对鲁迅这样的人来说，用制度来约束人性是不彻底的，甚至是徒劳的，所以他一生都关注文化领域，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他赞同苏俄革命，因为他希望用激烈的方式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改造的问题。他不能容忍充斥着观念而没有真理的知识界，所以，对于他认为不正确的观念，都要战斗到底，即使对方已经是“落水狗”也要继续痛打。这就是价值一元化的根源。鲁迅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言行中充满了激情，这种激情近乎是宗教式的弥赛亚救世情结的翻版。 几十年来，鲁迅以他嫉恶如仇、毫不妥协、永远战斗的姿态赢得了中国大陆几代人毫无保留的尊敬。近些年，由于社会思潮的转变，知识界开始对鲁迅这类知识分子的态度给予重新检讨。历史上，许多大知识分子正因为被激情操控，对于眼前的暴政视而不见，反而站在暴君的身边歌颂“新世界”的来临。鲁迅对于革命后的苏俄社会的看法，也暴露出这样的苗头。 然而，胡适所代表的这一派知识分子并非没有失足的记录，《胡适与鲁迅》就讲述了一个例子。上世纪50年代，国民党的高官、台湾省长兼保安总司令吴国桢与蒋介石闹翻以后，离开台湾到达美国，在美国的杂志上发表文章，痛斥蒋氏父子在台湾建立警察政权，呼吁美国不要用纳税人的钱援助这样的政权。当时同在美国的胡适看到这篇文章，也在杂志发表一篇《台湾是多么自由》，为国民党政府辩护。我们只要了解一点台湾当代历史，就会知道吴国桢的文章更加符合现实。因此，胡适为威权政府辩护成为他个人历史上的一个污点，就连和他同一阵营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很不谅解。然而，胡适有他自己的逻辑。他认为，要谴责国民党政府必须等回到台湾以后，不应该在国外的报刊上发表。因为知识分子要促进改良，必须和现有的体制合作，因此就必须维护现有体制而不是摧毁它。这种考虑当然有一定的道 理，但与胡适早年高调追求自由的言论并不一致。可见，从现实的、改良的观点出发，也有可能走向维护暴政的立场。 胡适和鲁迅所代表的两种文化性格、两种态度、两种精神气质，很难说孰对孰错，但两者之间却是每一个知识分子、特别是关心现实的公共知识分子都绕不过的一个选择。 《胡适与鲁迅》这本书从大量的材料出发，为今天的读者构建了一个参照系。当然，对书中的一些具体结论笔者并不一定赞同。比如，笔者认为，书中对鲁迅的检讨往往过于严苛。再比如，早期的鲁迅虽然不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但因为他主要关注思想文化领域而很少对政治发言，那么他是不是一个“反自由主义者”，则值得商榷。 我们处于一个快速发展、剧烈变动的时代，当今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抉择、承受的诱惑，比起前辈或许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如今的知识分子需要从前辈的经验教训之中寻找精神的依托。《胡适与鲁迅》这本书所做的研究是追寻前人的足迹，更是为今人提供一个导航的坐标。它可以帮助今天的知识分子，在现实与浪漫之间、改良与革命之间、文化与政治之间、多元与一元之间，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

5. 鲁迅是怎样写胡适的

　　胡适先生：

　　你好,来信收到，很惊奇你依然不辞辛苦写下文章来感化我这样一个冥顽不化的异类（对你们而言），如果这也算是基督徒先定的传播义务，我首先表示我分量极轻的敬意。长时间的沉默使我生疏于内心想法的表达，一定意义上文字是写给那些可以认识文字的人的交流方式，而人类历史很多进步的原因是行动。实事求是的讲，我最近陷入了一种精神危机，但绝对不是你秉持的那种远离上帝的痛苦，我为我自己作为人的荒谬本质感到绝望，这不是上帝和神仙所能解决的，因为在我的世界中，上帝已经死了。我不计划和你争论信仰的问题，那不是我们所可以说清楚的，我不行，你 胡适也不行。

　　我计划回信没有表明我们互相认同的企图，我也不会以悟道者的优越感说教别人，我只是想就你信中以及曾经交往过程中的感受回敬你，以此证明人格的独立和尊严。

　　是不是革命者和作不作革命者是两个概念，被人们理解为革命者从而内心感到不安和一个反动政府缘自内在结构的卑鄙但又希望被别人认为高尚，在逻辑层面上一致。反对革命的理由如果是革命手段本身的残酷尚容易理解，如果从人类本身的精神领域出发反对革命的崇高目的，那就不容易理解了。如果所谓的改良主义依托那种明哲保身的投机心理并计划从他人的赴死豪情进程中搭一搭便车，那就是混帐不齿之徒。要不然连一个教唆的说法都够不上。

　　研讨结束后的聚餐我讽刺了李四光先生的所谓自我革命论，张伯声老师说我把革命的定义限定的太小了。看来，革命还有反革命、假革命的困扰之忧。那就你的外在行为以及你公开发表的言论出发，也许的确让我把你当成了一个超越成本收益的个人计较为改变这个不合理体制努力的革命者，至少你还算不错的文风本身说明了你遣辞造句的反对者气魄。这样公然发表的声明不是希图揭露真相唤醒世人的麻木，那又是可以用沽名钓誉能来解释的吗？试问一句？那些被打压凌辱身陷囹圄而始终无悔的的革命志士们是一个改良二字可以说的过去的吗？你没有失去过自由你没有被人侮辱摧残，你就没有资格来限定改良和革命二者的分野。顺便强调一句，我认为的革命者是超越成本收益经济学分析为改变这个不合理制度竭尽绵薄的人们，不是权术倾轧不择手段的同义词，你不要曲解我的定义，更不要为自己谋利行径感到惭愧的同时借题发挥否定什么革命对历史进步的意义。进而对我人身攻击，把流氓与革命者和我等同。我针对你的一些作法其实跟革命无关，我是在维护我的人格尊严和我的权利。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应当用你的宽容博爱来感化我；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在别人伤害你的同时是保持隐忍。可你没有。也许你还不是一个彻底的基督徒。你的内心还有恨、还有抱怨。你的基督信仰只不过是在你体验了和普罗大众同样的所谓沉沦堕落时寻求解脱或者说平衡的一种手段，你看，上帝也在笑你。

　　以下简单一些吧：人人生来平等，在你的言谈举止中经常弥漫的一种别人轻易不会察觉的优越感，而我是天生反感的，是不是反对暴政成了一些人的特权，你自我解嘲的把自己定义为“小资”，可你还要作先知状并不停的误导你的朋友用革命者的光环套在你的身上、接受他们对你的顶礼膜拜。如果你想挣钱发财那你就作一个商人，如果你想作一个正义人你就远离商业圈，如果你要作基督徒你就远离名利场，而不是恼羞成怒的在内心深处为自己不道德行为感到内疚的同时迁怒于革命两字，试问，你的忏悔是在作完了连你也不能自控的不道德行止之后呢？还是为自己可能会违反上帝的规劝先自我解脱。其实，上帝死了。我相信这个时空存在一种力量非人类所能理解，但幻出一个人格化的上帝来引导人类，只从侧面衬出人类的无助。人类的荒诞存在是没有绝对意义的。再次强调，信仰基督和中国实现法治没有必然联系。希望中国人全部信上帝和希望官员守法富人行善一样艰难。并且，实现法治是群策群力的一个过程，不是一个人一群所谓文人的专利。自由读书的的心态更让我容易到达顿悟的彼岸 ，如是，我坚持，信仰所至殊途无妨同归。不知阁下以为何如？知识分子的意淫勉强可以归为革命的范畴，蝇营狗苟于铜臭小利却使我不齿。

6. 胡适与鲁迅为什么有矛盾?

政治道路不通。
1925，鲁迅先生从政治走向民间，写文章叙述民间疾苦，发出大众最底层人民的声音；而胡适先生则从书房走向“朝廷”，开始了从政之路希望借此来开始自上而下的改革。两位先生，两条相反的道路，一个是政权的批判者，一个是政权的拥护者。
自此二人正式从战友变成敌人，而鲁迅先生在他的代表作《阿Q正传》当中还捎带讽刺了胡适先生一次，原文说胡适先生有“历史癖与考据癖”。

胡适与鲁迅相识
鲁迅先生与胡适先生相识于1918年，密切交往是在1923~1924年。在这期间，二者因为有共同的思想，成为亲密无间的队友。
两人都主张：反对旧道德、旧礼教，提倡科学与民主，提倡白话文，倡导新文化。也是基于此二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两位先生在治学方面有着严谨的态度，说话不拐弯抹角，直言相告，有了不同意见也是在讨论商

7. 胡适与鲁迅为什么有矛盾

适是在现代文化史上有重大贡献的人物，同时也是开创性的人物。他是白话文运动的先锋，他的“易卜生主义”影响很大。在“五四”时期，鲁迅与胡适是同一营垒中的人。大革命失败后，鲁迅对国民党的专制与屠杀给予激烈的批判，而胡适也对国民党钳制舆论、扼杀思想自由提出公开声讨，在这方面他们都是五四的传人。晚年的鲁迅倾向左翼，卷入左联的活动，胡适与国民党的关系更是千丝万缕，但他们都没有加入政党。从思想气质上说，两人十分不同。 在学术上，胡适引入规范，告诉大家现代学术要按照什么方式和方法做，影响深远。鲁迅的学术研究充满洞见，但他更强调的是不断打破规范，总是怀疑这些极易体制化的知识具有压迫性。胡适是典型的现代化派，相信历史的进步，文章平易流畅，气质上是乐观的。鲁迅与胡适一样对传统展开批评，但没有胡适的那种乐观气息和十分的自信。 原因大致有两点，一个是他在反对传统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的灵魂里也中了传统的毒，想要摆脱而不能，所以他的文化批评和文明批评的矛头所向也对着自己，只是别人不大察觉而已。鲁迅对传统的批评中有一种胡适所没有的切肤之痛。另一个是他虽然以进化论的观念批判传统，但并不认为现代的国家比过去的国家更开明。大约是在1907年，鲁迅以西方为例说，君主专制打破了宗教专制，法国大革命打破了君主专制，倡导民主自由，实行多数统治，一人专制尚有反抗的余地，多数专制很可能比独夫专制还要恐怖。他赞成革命，赞成立宪制，但是他对这些所谓的“现代”从来不迷信。1929年，他对冯雪峰说，我也不要去你们未来的黄金世界，因为那里还会有将叛徒处刑的吧。他是在左翼对他的围剿中、也是在他对左翼的反抗中成为一个真正的左翼的。 1908年，鲁迅写了篇文章叫《破恶声论》。在这篇文章中，他说现在有两种“恶声”，一种说你现在要成为“世界人”，用现在的话说，都全球化了，还谈什么文化、民族或者其他的东西？另一种说你现在要成为“国民”，因为现在这个时代正是民族主义的时代。鲁迅说这两者都是“恶声”，因为这些说法中没有人的自觉、没有人自身的独特性，无非是鹦鹉学舌而已。他说这是“万喙同鸣”，用他晚年的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无声的中国”。“无声”不是没有声音，而是吵吵嚷嚷，都说差不多的、自以为绝对正确的话。这篇文章中有一个特别好的命题，叫做“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他说这是当务之急。“伪士”就是那些每天抱着自以为进步或先进的观念的人，办洋务、搞改良、谈民主、论立宪、搞共和，左的流行他就左，右的流行他便右，全球化来了他就成了“世界人”，在民族主义潮流中他成了“国民”。这些人是发不出自己声音的“伪士”。他为什么又说“迷信可存”呢？迷信首先你要信，你不信不会迷，这里有一种对“真实感”的追求。没有这种真实感，一切都是虚无的。鲁迅批评名教，反对传统，但他竟然对“迷信”有这样的理解，他对“鬼”的世界有着隐秘的迷恋。这些在胡适这样的典型的启蒙人物、现代化的倡导者身上大概是不会发生的。 我对“胡适还是鲁迅”的问题没有多少兴趣，因为这种二元对比本身多是将历史简化为一种单一立场和态度的产物。其实，他们还不如直截了当地问：到底是改良好，还是革命好？到底是站在左边，还是站在右边？胡适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个现代化派，比较倾向于从国家的立场或智识阶级的立场来看这个社会，一点一滴地进步就好了。鲁迅有一种很深的“从下面”看问题的视角，他对阶级问题的兴趣大概与这种视角有很大的关系。大家都知道胡适是一个相信一点一滴改变的改良主义者。鲁迅也赞成改良，但绝不排斥革命，也不排斥暴力革命。北伐的时候，鲁迅给许广平写信说，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还说孙文所以不能成功，是因为他没有“党军”。但鲁迅所说的革命是一种真正的社会改造，而不是假借革命的名义的屠杀，先是老人杀青年，而后是青年也开始杀青年。他期待通过这样一种革命消灭各种压迫形式，但对此却从来没有奢望。他说的革命不是一场革命，而是“永远革命”。一个革命者必须是“永远失败的革命者”，因为那些叫嚷着革命成功的人很快就会蜕化为新的统治秩序的守护人。 从80年代后期开始，尤其是90年代，整个社会思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告别革命”这个命题有道理，今天不再存在产生20世纪革命的那种社会条件了。但“告别革命”的命题在许多人那里其实是一个“否定革命”的口号，除了否定全部的左翼传统之外，他们没有对革命得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思想前提给予认真的分析。以这样的方式肯定胡适，贬低鲁迅，其历史观上的肤浅是不可避免的。

8. 鲁迅与胡适有什么样的关系

于公，两人观念有很大差异，经常论战。
于私，倒有一种惺惺相惜之情，50年代之后，胡适曾说过他是最了解鲁迅的人；
还有一个八卦，鲁迅生前到胡家，他是唯一一个胡适会到大门口迎接、而胡适之子会替他拿大衣和围巾的人。在五四运动前后,胡适和鲁迅无论是白话文的推行,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他们的态度都是一致的.可是在政治上,他们却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思想潮流:胡适偏右,鲁迅偏左;一个崇尚美式的自由,一个相信俄共的社会主义.这点政治见解上的不同,终于使这两个曾经同开风气的人物,渐渐的由合作而分歧,走向了两个不同的方向.